医生：您的“同情心”在慢慢降低吗？

您在诊治的时候“同情心”在慢慢降低？
在每次就诊时，刚好是在这周内最忙碌的一天？
不只面对平时的工作压力，还得应付自己赶不上进度的问题？
与病人在药物治疗还是非药物治疗能否达成共识？

在一间初级保健诊所工作的医生，有天比平时更忙碌。有病人诉说他的拇指疼痛，医生就向他推荐了剂量强的布洛芬止痛药，而这就是他的回应。他不是他的私人医生，于是病人试着解释，他比较偏爱自然疗法，对药物较为排斥。心想，这还好办。不过他接着又说：“我想不要戴手腕护具。”他患上了肌腱炎，而手腕护具是治疗他的肌腱炎的主要方法。

这次看诊不如医生期望中那么顺利。已经在赶时间，在这位病人身上花费了近40分钟，医生希望自己能够赶上进度。

到了这个时候，医生的压力比起还没开始为他看诊之前高了许多，并且明显地懊恼了。看到病人也不高兴了，并急着赶去为下一个病人诊治，同时心想：“刚才实在不顺利。”

许多时候的病人都一样，想要有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医生，也就是能有一位不只会开药，还会聆听他、了解他的医生。并且，病人总是在抱怨，诊所和医院的医生的同情心似乎少了，而这个说法是情有可原的。

研究人员发现，医学生的同情心在他们的医疗诊治过程中降低了。

大多数试图理解和解决“同情心隔阂”的研究都是着重于训练个别医生，但是当工作环境依旧保持不变的时候，这个做法可能注定失败。

解决“同情心隔阂”的关键在于临床同情心的本质。临床同情心需要的，就是医生真正意识到病人的病情。这位医疗专业人士必须足够好奇，使自己先在认知上和情绪上跟一位病人的状况、观点和感受产生共鸣，再将他对病人状况的理解回头传达给病人。

有时候，同情心的影响看起来比较像是一种神奇力量，而不像是一种生理学效应。当医生的同情心指数较高的时候，病人感冒复原的速度会比较快，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会改善，人们会更紧密地遵循治疗方案，而病人会觉得医生有能力处理他们的疾病。调查发现，具备同情心的医生所吃到的官司也比较少。

若说同情心的好处非常明显的话，那么提高同情心的方式反而极其模糊。有新的研究表明，冥想和“有意识地沟通”能够提高一位医生的同情心。这个发现引发了一种提供各种训练课程的小众行业。但是，这方面的专注却忽略了工作环境中的明显缺陷，而这些缺陷则抑制了医生所具有的人性同情心。

当你跟一线医生谈论的时候，或者当你阅读医生和医学生最终离开医学界时所写的无数篇“辞职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类似的故事。

这些人当中有大多数人感叹，恶劣的执业环境导致医生无法以自己期望中的方式以及病人应该得到的方式照顾病人。一位评论者这么说道：”医生就诊时总是不断被护士打断，天天待在医院，天天面对病人，又得利用一个不是由医生设计的过时电子病历系统写处方……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在病人身边表现同情心，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他们将自己感受到的时间压力，怪罪在三方面上：计费系统强调病人数量而非看诊品质、混乱的工作环境缺乏控制、以及行政任务花上医生太多的时间。这些因素当中有许多因素同样会导致医生遭受职业倦怠。这也许并不奇怪。

研究人员在1973年针对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修道士进行了一项著名的研究。

他们测试了修道士在面对一个受控的压力情况时是否会表现出利他行为。数名修道士在讲同一场的讲座。有些人被告知自己已经迟到了，而其他人则被告知自己还有足够时间来抵达讲座地点。他们在途中必须经过一条小巷，而小巷里有一个扮演伤者的人正痛苦地躺着，时而咳嗽，似乎不省人事了。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停下来帮助？

修道士都是为了帮助别人而选择了宗教生活，因此修道士全都应该停下来帮忙。但他们却没有停下来。事实上，影响他们是否提供协助的主要因素，不是他们个人的性格。

有些修道士因为时间压力而“不把小巷里的情景看成是一个必须作出合乎道德的决定的场合”。有人这么做了，而且他们在遇见伤者之后就被注意到他们感到“激动和焦虑”。他们被要求帮助，因此陷入了一场心理冲突，一方面要履行演讲的承诺，一方面又要帮助小巷里的伤者。正如研究人员所说：“他们没有停下来，不是因为他们无情，而是因为他们面对冲突”。

这个现象意义深远：时间压力可能会导致道德决策过程的暂停，也可能导致人们引发内心冲突，使得一个人帮助有需要的人的自然倾向被打压了。这种事每天都在诊所和医院发生着。这些地方的医疗专业人士当中，有许多人因为当初想要帮助别人而决定行医。但是他们在这里的任务却是他们必须帮助两个主人：一个主人是诊室里那位饱受痛苦的病人，而另一个主人是一个要求医生更快地为更多病人诊治的医疗系统。

这个局面使医生产生了一种内在冲突，而这种思维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当病人在寻求同情心的时候，医生却似乎忽略了那么多的暗示，让医生的行为看起来是无情的。这个局面也制造了一种环境：根据普林斯顿研究的结论，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是否帮忙，其实是一个可能由当场情况所控制的瞬间决定”。

研究人员发现了“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而人们认为这些神经元是同情心的神经生物学中枢。

随着这样的发现，普林斯顿的结论就显得不足为奇。当我们观察别人的时候，镜像神经元就会被激发，而这些神经元可能会反映出我们在别人身上察觉到的情绪。

然而，镜像神经元却是脆弱的。一个人若在童年时曾接触到别人的冷漠或暴力，那么他们的镜像神经元的成长就会被减弱。就连神经通路完全正常运作的成人，在面对风险高的状况而感到恐惧和有压力的时候，他们的镜像神经元也有可能停止运作。

近期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才刚开始揭露社会环境如何影响我们产生同情心的能力。同情心不是一个不变的固有特征，而是一个能在一天或一个月之内随着我们的社会环境、情绪和自尊而波动的特征。

不过，社会科学界的这些发展，至今还未传达到医学界中。我们必须了解临床同情心能够自然地兴旺的各种环境。我们必须研究延长看诊时间或者为时间较长的辅导提供更高补偿对同情心所产生的影响。

然而，我们却在要求忙碌的医生在不改变工作压力的情况下训练自己的同情心，还将同情心缺乏的现象单单怪罪于医生。除非医院、诊所和保险公司慎重看待医生工作的环境因素，否则受罪的将会是病人，而医生的同情心也会继续下滑、减弱、退化。

丁香叶微信公众号：dxyeyx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