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和玛莎：完美关系

“弗洛伊德是一个忠诚的丈夫，很少有人能够一生守护自己的妻子而完全不去想别的女人，弗洛伊德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男人如果像弗洛伊德一样选对了对象确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这种男人能不能代表正常的男性呢？这个问题只有社会心理学家或者人类学家能够解答。”



青年弗洛伊德与玛莎·贝尔奈斯订婚后的合影（摄于1883年）
伟人身后的玛莎
与弗洛伊德有过几十年交往的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评价他这位老友拥有绝不动摇的道德观念，根深蒂固得就像他天性中的一部分。
在1915年写给《人类的动机》的作者、哈佛精神分析学家帕特南的信中，弗洛伊德解释了他所说的这种道德观到底是什么。他写道：“我的道德观是通常所说的具有社会意义的道德观，而不是性道德观。社会眼中的性道德似乎很卑鄙下流，正如极端的美国那样，我个人在自己认可的范围之外很少滥用性的自由，但我同样支持那种全然自由的性生活。”
精神分析学说之父洞悉人类性的隐秘，诸如潜意识（Unconsiousness），或者本能（Instinct）和阻力（Resis-tance）。大概正因为如此，他将自己的婚姻生活保持单纯。欧内斯特回忆：“弗洛伊德通常会说爱与恨的改变会轻易地改变他和男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几次，但是这种令人头疼的感情矛盾却从来没有影响到他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他对女人的态度比较稳定，或者说他的感情是非常传统的。”
“我们可以从他的信件和对爱人的选择上看出，他心中爱慕的对象只有一种，那就是温柔的女性形象。虽然通常来说女性属于弱者，但在他看来，女人却比男人更细腻，更具有高贵而且值得尊敬的气质，有一些表现显示出弗洛伊德希望能够从女人身上学习这种气质。”
“弗洛伊德是一个忠诚的丈夫，很少有人能够一生守护自己的妻子而完全不去想别的女人，弗洛伊德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男人如果像弗洛伊德一样选对了对象确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这种男人能不能代表正常的男性呢？这个问题只有社会心理学家或者人类学家能够解答。”
弗洛伊德选对了的妻子名叫玛莎·贝尔奈斯（Martha Bernays），和他一样，也是犹太人。如果从订婚那年算起，她和弗洛伊德相伴57年，养育了6个孩子。
弗洛伊德几乎从不向外人主动提及自己的家庭生活，这是他严谨个性的一部分。在《我的自传》中，也没有专门的章节留给妻子玛莎。他只是提到给玛莎信中与研究有关的只言片语，也简单说到曾为了和分别两年的未婚妻见面而中断了手头即将完成的可卡因研究，但他从未后悔丢失这次年少成名的机会。但是玛莎保留了900多封他们早年的情书，让人看到弗洛伊德那些热烈的爱。在玛莎于1951年去世后，欧内斯特有幸读到了这些信，他毫不怀疑地告诉人们：
“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玛莎的确是他唯一的对象，甚至被他视若珍宝。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任何人的地位能够超越玛莎。虽然他在婚姻生活中热情的部分比大多数男人都结束得早，但却用他一生的奉献和全心全意的理解弥补了这些遗憾。”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热烈的爱情
少女时代玛莎的样子，有一张半身像留存下来：长发中分，光洁地束在脑后；面庞柔和轮廓清晰，眼睛大而深邃，目光十分专注。
照片拍摄于1883年，也就是他们订婚后的第二年。1882年4月，从维也纳大学拿到医学学位不久，弗洛伊德在自己家中邂逅了妹妹安娜的朋友玛莎，两个月后，两个年轻人做了订婚的决定。这次订婚其实是他们私自呵护的秘密，直到半年后才让双方的家人知晓。这对恋人经历了所有恋人都有过的因深爱而来的敏感、嫉妒、试探、误解、和好，他们准备了一本“秘密记录”，轮流执笔写一些他们订婚前后发生的事情，有日记、学习笔记，也有自我反省之类的话语，他们设想的是以后两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能够读出来，提醒彼此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
玛莎比弗洛伊德小5岁，出身于一个地位很高的犹太家庭：她的祖父伊萨克·贝尔奈斯曾是驻汉堡的犹太正教领袖，也是诗人海涅最尊崇的朋友。玛莎娇小聪慧，弗洛伊德第一眼就喜欢上她。几个星期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展开追求攻势，每天送玛莎一朵红玫瑰，再用拉丁文、德文、西班牙文、英文或德文在附送的卡片上写一句箴言。后来他在一封情书中写道：你的外表透露出你内心无比甜蜜、温柔和理性的特质。我对外表的魅力总是不太在意，但我要告诉你，很多人都说你很美丽，我对这点毫不怀疑。他的追求过程，十分符合19世纪末那种中产阶级的“精巧复杂的求爱仪式”，所有浪漫关系都在客厅或前廊里发展，并受到女孩家长的严密监护。
订婚后有两三年时间他们分隔两地。弗洛伊德几乎每天写信，有时一天三封，向玛莎倾诉思念。他们用玛莎喜欢的哥特式文体通信，篇幅没有少于4页的时候，有时会长达十几、二十来页。他也和玛莎分享自己各种转瞬即逝的想法，订婚两周后，他在信中跟她说到了梦的事情：“我有很多不能解释的梦，我从来不会梦到那些白天心里所想的事情，在我梦中的都是那些在白天一闪而过的事物。”这就是后来梦的解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时的弗洛伊德已经进入到维也纳总医院精神病科工作，随后拿到一笔奖学金前往巴黎师从法国神经学家沙尔科，但他仍然是一个清贫的住院医师，父母家的生活环境也极为困难。在订婚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都无法娶回未婚妻玛莎，因为他没有稳定收入可以保障婚后的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维也纳，夫妇一年的生活费用至少需要2500基尔德（约合1000美元），可弗洛伊德全部存款也只有1000基尔德。玛莎的母亲不愿意接受一无所有的女婿。
但他和玛莎的感情愈加深刻。有一次玛莎在信中开玩笑，说她幻想自己洗澡时淹死了，弗洛伊德就很郑重地给她回信：“肯定有人觉得失去爱人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相比简直微乎其微，但我承认，我的态度和看法与他们截然想法，在我看来，失去爱人就像是世界末日，即使生活仍然继续，但我却仿佛置身于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
1886年4月，弗洛伊德终于在维也纳开业行医。这年9月，他和玛莎结婚了。为了筹备婚礼他们花光了几乎所有的钱，而且主要是玛莎姨妈和叔叔赠予的嫁妆，却还是差点连家具都买不起。



弗洛伊德和女儿苏菲的合影
沉静的婚姻
对于他们的婚姻生活，年轻的弗洛伊德曾形容为：“从抒情诗时代进入到叙事诗时代。”他喜欢恬淡的日子，为此向玛莎描绘过一幅理想图景：
“我们只需要两三个房间就可以了，足够我们生活起居和招待客人，另外还要有一个不停弄着食物的炉灶，房间里的摆设应该有桌子、椅子、床、一面镜子、一个记录着快乐时光的挂钟、一个可以让我在白天香甜地睡上一个小时的安乐椅，地上铺着几块地毯，让主妇能够更轻松地保持地板干净……总之，每一件东西都应该像一个充满着幸福和快乐的世界，或者可以看作是我们安静的朋友，又或者象征着一个让我们敬重的人性。”
从1887到1891年，他们有了三个孩子，好在弗洛伊德的诊所生意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诊疗费已经可以支撑家人生活。玛莎是永远把丈夫放在第一位的主妇，也是愿意躬身去干佣人工作的女主人，但对于玛莎在家简直成了洗衣做饭的保姆的说法，朋友欧内斯特·琼斯是坚决驳斥的。他说玛莎是一位能干的主妇，但绝对不是保姆型的人。“她实际上是一位注重生活格调的高级知识分子，每天晚上她都看书，并且总能赶上最新的学术潮流，直到她死前依旧如此。”在她恋爱和结婚的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欧洲女性的法律地位正在逐渐改进，女权运动赢得自己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正是上演于1879年。但是，玛莎显然无意于接受这些信息，她只是在管好家庭之余，表现出对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格外喜爱，而后者也恰好是她丈夫的朋友和支持者。
1891年，他们从市政街搬到租金更便宜的柏格街19号，租下两层楼：楼下房间是弗洛伊德的书房和诊室，楼上用作家人居住。弗洛伊德在这里又多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也是在这里，他创立了影响整个20世纪思想史的精神分析王国。柏格街19号变成了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门牌号码。
只要在维也纳，弗洛伊德的生活极其规律：早上8点开始接待第一位病人。中午13点是他和全家人一起用午餐的时间。他从来不说话，专心享用食物，如果发现哪个孩子没在座位上，他会用眼神询问玛莎，然后指指空位，玛莎就会告诉他为什么孩子没有出现。下午15点到晚上21点是他下午的诊疗时间，繁忙时会拖延到22点。
每年夏天，他和全家人一起离开维也纳出外度假。他会在年初就讨论旅游路线，复活节的时候自己提前走一遍，然后回来向全家人做个报告。他们对于旅行地的要求非常特别：必须是一栋远离名胜古迹的舒适的房子，里面有一个可供弗洛伊德随时写作的房间；必须要在阳光充足、空气新鲜的地方，有一定的海拔高度，附近有森林可供散步，还要有蘑菇可采——采蘑菇是弗洛伊德度假时最大的消遣，在这方面堪称高手。女儿安娜曾向友人描述，当他们的父亲发现一个蘑菇时，会像捕捉蝴蝶一样，飞快地用帽子把它盖住；他还会哄着安娜每天采摘鲜花供奉到树林附近的圣母像那，保佑他们有所收获。

玛莎很少有机会或许也没有兴趣去从事纯学术性的研究，对丈夫事业的具体情况也不是很清楚，但她始终是他最好的完成梦想的伙伴。在她和弗洛伊德恋爱时期共同撰写的那本“秘密笔记”里，弗洛伊德曾写到这样的愿望：“我会和玛莎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我们的一个个心愿，虽然远大的理想遥遥无期，但我们会同心协力地度过这一生。”很显然，他们做到了。
1921年末，追随精神分析之父多年的俄国女作家露·安德里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e）拜访弗洛伊德一家，在日记里她写到对玛莎的印象：“我还很钦佩弗洛伊德夫人，她总是把自己份内的事料理得好好的，总是充满慈爱，拿主意做决定时十分果断，但她从不会干涉属于她丈夫责任范围内的事务；总是充满自信，绝不是一个旁观者。……不管怎样，他的家庭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思考人们通常在‘自由’和‘有了家庭牵绊’之间做出的错误区分。想打破自由和社会义务（其中包括家庭责任义务）间潜在的平衡，这常常是病态的。”
在这个报纸专栏作家都在怀疑“婚姻破产了”的20世纪20年代，践行婚姻和性爱分离的莎乐美觉得自己在弗洛伊德家里看到了平衡的完美关系。



弗洛伊德的病人、学生和忠诚的保护者玛丽·波拿巴
莎乐美和玛丽·波拿巴
弗洛伊德并非对异性没有魅力的男人。欧内斯特描述过，通常那些对弗洛伊德只是稍有了解或者完全不认识他的女人也会觉得他那种包含着体贴、亲切、自信的样子非常吸引人，会觉得他可以信赖和值得托付。
对弗洛伊德和婚姻之外其他女性的关系，不止一次有人做过揣测，其中最常被提起的是他的妻妹明娜。在他们一家搬到柏格街19号的第五个年头，不幸失去未婚夫的明娜就搬过来和姐姐一家人同住了，从此成为家庭一员，终生未嫁。和温柔安静的姐姐相反，明娜伶牙俐齿、开朗幽默，对于学术也表现出比玛莎更多的兴趣。她偶尔会替忙碌的姐姐陪弗洛伊德去旅行，由此带来一些谣言，但是对弗洛伊德十分了解的密友说，明娜不过是有趣的伙伴和家人，他们之间并没有性的吸引，说她取代了玛莎在他感情中的地位完全属于胡说八道。弗洛伊德在和朋友的通信中会提到她，就像提及儿子恩斯特或女儿安娜。其实弗洛伊德一家只是延续了19世纪的标准婚姻形态：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纽带和夫妻之间的一样，所以未婚姐妹和寡母可以心满意足地和已婚夫妇一起生活。
在不同阶段被传言波及的，还有一些引入瞩目的女性，比如：爱玛·埃克施泰因，勒·卡恩（LoeKann），露·安德里亚斯-莎乐美，琼·里维埃，玛丽·波拿巴（MarieBonaparte）。在她们中间，莎乐美和玛丽·波拿巴是两位如此有名的贵妇，她们在不同时期出现在弗洛伊德的学术研究和生活中，和他保持长时间的交往和通信。在欧内斯特看来，她们都是那种“聪明而有男孩气质的女孩子”。“这种类型的女孩在他一生中出现过好几次，但她们与弗洛伊德的关系类似于男人和男人的关系，没有半点色情的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她们和弗洛伊德只是分享对智识的热爱。
莎乐美被称为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知识分子所共享的“玫瑰”。尼采、里尔克和弗洛伊德，三位伟人在不同时间都和她的名字紧密相连。她于1861年生于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祖辈来自德国波罗的海沿岸，据说最早还是法国南部的胡格诺教徒，所以她的家族以德语为第一母语，然后是法语和俄语。她19岁即赴欧洲求学，一生大半时间住在柏林和哥廷堡，俄国只是她地理的故乡。1882年结识尼采是莎乐美进入欧洲文化界的开始，那时她已经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拥有了批评家的身份。12年后，她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尼采与其作品》为她赢得了心理学小说家和随笔作家的名声。
在回忆录《回顾我的一生》中，莎乐美将她和尼采的交往称为深厚的友谊，主导了她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和里尔克，她保持了长久的爱情，在诗人去世后，她写了一本私人回忆录《赖内·马利亚·里尔克》。而在1931年写给弗洛伊德的随笔文集，她取名为《感谢弗洛伊德》。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她是如此坚定的守护者，主导她生命最后一个阶段的人可以说是弗洛伊德，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依据她的日记，她可能是在1911年初的魏玛精神分析学大会上初次见到弗洛伊德，并开始学习精神分析，她那年已50岁，却在好友的陪伴下专程前往维也纳完成了6个月的冬季课程。从那时起，直到1937年去世，她始终都是弗洛伊德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学术圈子里的核心成员。他们的第一封通信开始于1912年9月，最后一封信写在1936年5月，平均每月一到两封。莎乐美始终称呼弗洛伊德为“尊敬的教授”，谈论的话题主要是病例分析、彼此的最新著述，有时也在开头或结尾温情地提到家人。1915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洛伊德的儿子也应征入伍了，他在写给莎乐美的一封信中伤感地抱怨：“写这封信时，我和我的妻子正过着一种通过不懈努力创造出来的田园般的生活，但却不断被这个时代的纷纷扰扰搅乱。”
1921年11月9日至12月中旬，莎乐美专程前往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在他家里客居了月余，这是他们最近距离的一次交流。每天晚上，她都和安娜坐在弗洛伊德的小房间里讨论问题——安娜是弗洛伊德的小女儿，也是一名精神分析学的儿童研究者，后来和莎乐美建立起非常亲密的关系。每一个分析时段结束以后，弗洛伊德会过来待上几分钟，分享她们的讨论结果。弗洛伊德在写给儿子的信中也提到她的拜访：“今天露夫人离开了……她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客人，也是一位出众的女性。……你妈妈对她照顾得细致入微，我每天有9个小时都在工作，根本抽不出很多时间来陪她，但她始终是那么善解人意。”
比起莎乐美，玛丽·波拿巴对弗洛伊德的崇拜更为热烈。她生于1882年，拥有公主头衔，因为她的父亲属于拿破仑家族，她自己也嫁给了希腊王子乔治。在巴黎，玛丽是一名执业心理医师，拥有自己的诊所，但她狂热地信奉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学，在她眼里，弗洛伊德就是巴斯德和康德的综合体。1925年，通过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富尔格（ReneLaforgue）的引荐，玛丽公主曾作为病人向弗洛伊德寻求心理治疗，后来变成他的学生、著述出版赞助人以及忠诚的保护者。他们通过书信交谈，也许是因为感觉到玛丽公主对自己过于执著的靠近，弗洛伊德有时候会拒绝拆看她的来信。

1938年，弗洛伊德（右二）从纳粹占领下的维也纳逃亡英国途中到达巴黎。图为他的小女儿安娜（左一）、希腊王子乔治的妻子玛丽·波拿巴公主（左二）以及波拿巴公主的儿子彼得王子（右）
但是，玛丽公主并没有因此消减自己的热爱。精神分析学被引介到法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遭受冷遇，甚至是反对，弗洛伊德在他1925年撰写的自传中就说过，好像敏感的法国人受不了精神分析学说的专有名词，认为这些词会冒犯他们。作为“弗洛伊德理论的传播人”，玛丽不惜动用大量的金钱和社会资源，在法国推广弗洛伊德的著述和观点。
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地利，反犹主义变成了直接迫害和抓捕。弗洛伊德的“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公司”被查封全部财产，他们全家也陷入危险境地。玛丽公主动用大笔财产买通关系，为弗洛伊德一家打开了一条逃亡之路。1938年6月，在被迫签署了一份曾被纳粹善待的声明后，在玛丽公主和欧内斯特等人的帮助下，弗洛伊德携家人经巴黎抵达伦敦。1939年9月23日，弗洛伊德病逝于伦敦。在遗嘱中，他请家人用玛丽公主从前送给他的一个古董骨灰盒来安放自己。
在弗洛伊德去世后，玛莎又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了12年。弗洛伊德和玛莎的最后一张合影摄于1939年，看起来像是在伦敦的住处前面，他们满头白发，亲密地站在一起，弗洛伊德正微微侧过头去，和温柔看向他的妻子目光相接。